斑马日誌 - 大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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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违法所得的认定和没收原则
items: 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的立案审查规则
items: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相关问题的处理
items: 在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否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items: 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案件的相关程序问题
items: 回国受审案件罪名变更问题和量刑的特别考量因素
items: 客观证据缺失的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事实？
items: 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items: 无直接证据的"零口供"案件审查要点和证据运用
items: 死刑复核程序中发现一审、二审对被告人身份、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认定错误的，应如何处理？

违法所得的认定和没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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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5-12-25T23:30: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吴为兵受贿违法所得没收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73主要问题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应当如何准确认定和没收“违法所得”？裁判理由为了严密法网，不让任何人从犯罪中获利，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规定对实施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的，没收其违法所得。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行《违法所得没收规定》，对该特别程序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 增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实践可操作性。本案是《违法所得没收规定》颁布之后，江苏省第二例、无锡地区首例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吴为兵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因病死亡，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对查封、扣押在案的涉案财产依法申请没收。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刑事诉讼中针对涉案财物的确权之诉， 并非针对定罪量刑问题。因此，在认定犯罪事实、申请没收财产与犯罪事实关联性的证明标准等问题上，不能机械套用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认定标准， 而是更多借鉴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谁主张， 谁举证”“高度盖然性”“优势证据”等特殊证据规则。本案中，检察机关查封、扣押了吴为兵的现金、房产、黄金、购物卡等多种类财物，对上述财物如何进行逐一审查、甄别，最终确定违法所得并予以没收，是本案的重点，下面结合本案进行重点分析。(一) “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本质是财产权确认之诉，应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确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申请没收，与涉案财产有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或单位可以作为相对方应诉；首先由申请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申请机关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即使利害关系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法院仍不予裁定没收。本案中，检察机关扣押的被告人吴为兵名下多张银行卡中41万余元资金，存在下列三种情形：(1) 吴为兵名下江苏银行银行卡内 15.46万余元，根据调取的账户明细，上述款项系其2008年9月至 2017年5月的全部工资、奖金收入，资金来源、性质明确；(2) 吴为兵名下工商银行银行卡余额为7552.5元，根据调取的账户明细， 上述款项源自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金及利息返还所得， 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大额资金进出，系吴为兵为其购买人寿保险而专门办理并绑定的银行卡；(3) 吴为兵名下中国银行银行卡内的余额25.13万余元，根据调取的账户明细，检察机关无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直接来源于涉案行贿人的贿赂，利害关系人也无法确认银行卡内资金的性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利害关系人根据调取的全部银行卡的账户明细，提出第(1) (2) 项内资金分别系吴为兵的合法收入及购买人寿保险后本金及利息返还的抗辩，检察机关因无法提出相反证据，法院裁定不予没收，依法解除扣押。关于第(3) 项所涉银行卡内资金，吴为兵在供述中曾提到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及资助亲友，未与其家庭财产混同。检察机关和利害关系人都无法确定卡内资金性质及用途，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检察机关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该张银行卡内资金应推定为吴为兵的合法收入，法院同样裁定不予没收，依法解除扣押。(二) 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当控辩双方都能够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违法所得没收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该条文借鉴吸收了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时，由法院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据以确认。刑事法官要转变思维定式，理解这一程序的民事确权之诉本质，准确理解并适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对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中的涉案财产权属作出正确的审查判断。对于特定物的没收，相对比较简单，这些物品均有特定的“身份信息”，如不动产有房产证、合同备案等书证，金银制品有品牌、种类、样式、重量等特定标识，机动车有车架号、发动机号，奢侈品有品种、样式、规格等，文物字画有名称、制作者、收藏者等， 购物卡有发卡单位、发卡时间、激活时间、面额、购买人信息等，容易进行识别。在审查时注意结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购物凭证、发票、合同、鉴定意见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确定是否系违法所得。对于种类物的没收，相对复杂一些。常见的现金、银行卡等种类物，一般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办公室等地被查扣，要确定该财产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必须结合资金获取的时间、地点、数额、包装、来源、去向及是否与家庭财产混同的证据，才能确定是否系违法所得。本案中，对两部分财物的最终认定较好地适用了这一证明标准：(1) 检…

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的立案审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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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2: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刘某某受贿违法所得没收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70主要问题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的立案条件是什么?法院应如何进行立案审查?裁判理由(一) 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件立案审查的一般规则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件的立案审查属于实质审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对其财产进行处置，不涉及定罪量刑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司法解释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等重要事项规定在人民法院立案审查阶段，体现对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实质审查，并非简单的登记立案。这一基本审查规则一是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进行立案的审慎态度，二是解决了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以涉嫌犯罪为前提但在开庭审理阶段不审查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立案审查和开庭审理两个环节“各司其职”。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件立案审查的主要内容2017年1月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违法所得没收规定》) 第八条明确了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在此基础上，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六百一十二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立案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内容：(1) 是否属于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件范围。这里首先要看案件是逃匿型还是死亡型：如果是死亡型的，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百一十一条的进一步明确规定，只要有需要没收的财产，启动程序没有罪名限制；如果是逃匿型的，则要看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百零九条规定的案件范围，该条规定没有兜底条款，即严格限于法定范围，司法适用时没有扩张解释的空间。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需要，这一规定也在不断更新完善。如《刑事诉讼法解释》根据与监察法第四十八条衔接的需要，在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失职渎职犯罪案件。(2) 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需要注意的是，在普通程序中依法指定异地管辖的案件中，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逃匿或死亡的，虽然审理法院所在地既非犯罪地也非被告人居住地，但从诉讼效率和便利的要求出发，一般仍由原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再移送。但是，如果普通刑事案件审理的是通过指定管辖的案件则需要重新指定。(3) 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涉嫌有关犯罪的情况，并附相关证据材料。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自然人身份情况、职务情况、涉嫌犯什么罪名等情况。这些情况与其是否逃匿、死亡构成一个整体，直接影响该程序能否适用、如何适用。②涉嫌有关犯罪的情况。涉嫌有关犯罪的情况是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立案审查与其他案件立案审查的最大区别所在，因为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的庭审不解决定罪问题， 是否涉嫌犯罪是案件成立的前置条件，即立案审查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应根据《违法所得没收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三个方面内容确认是否符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标准，即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真实、合法。(4) 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被通缉、脱逃、下落不明、死亡等情况，并附证据材料。如上所述，这属于首先要审查的，因为只有确定了逃匿型还是死亡型，才能确定是依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百零九条还是第六百一十一条审查案件范围。如果是逃匿型的，需要结合其涉嫌的犯罪和是否通缉超过一年不能到案。需要注意的是，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死亡”仅指事实意义上的死亡，民事上的下落不明、因意外事故宣告死亡等法律拟制死亡的情况，在此均视为“逃匿”，而非“死亡”。(5) 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所在地等，并附相关证据材料；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法律手续。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的对象和要解决的财产权属问题是核心问题。立案审查不要求审查相关财产是否属于应予没收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但需要认真审查申请没收的财产指向是否明确、是否正确区分财和物、涉案财产的具体数量、数额等基本情况是否清晰、是否在案等。经审查，有可能会出现申请没收的财产数额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数额不一致的情况：申请没收的财产数额小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数额时，人民法院可以建议检察机关补充申请，对检察机关未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是替代品或数额超过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数额时，应当以查明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数额为限作出没收裁定，禁止替代没收，否则就违背了违法所得没…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相关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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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2: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71主要问题如何确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申请参加诉讼的适格利害关系人?如何处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撤回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的申请?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裁判理由(一) 从形式和实质上双重判断认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格利害关系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后， 利害关系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违法所得没收规定》) 第七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对于在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提出参加诉讼的申请，人民法院将进行资格审查， 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外，对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人民法院审查的标准是申请人与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的财产有利害关系。司法实践中，与检察机关申请没收财产有利害关系的情形较为多样。具体到本案，与财产有利害关系涉及形式权利和实质权利的双重判断。检察机关在提出违法所得没收申请时，在申请书上载明了广州某公司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发布公告后，依法通知了广州某公司可以申请参加诉讼。在公告期间，武汉某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根据广州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提出申请时提交的证据材料，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涉案330亩土地使用权涉及刑民交叉问题。广州某公司因与 A 公司的股东签订《A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民事纠纷， 在民事案件重审阶段双方达成调解， 并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 A 公司转让其名下330亩土地使用权给广州某公司或广州某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故广州某公司系与涉案330亩土地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申请人，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此外，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前，经广州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民事调解书， 330亩土地使用权已经登记在广州某公司实际控制的武汉某公司名下。根据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的规定，武汉某公司享有对涉案330亩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在形式上与涉案330亩土地使用权有利害关系的申请人，亦属于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故在本案中，广州某公司、武汉某公司均属于本案的适格利害关系人。(二) 如何处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撤回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的申请本案中，利害关系人广州某公司、武汉某公司在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公告期间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后又在庭审前向该院提出撤回申请，同时对正在进行的相关土地产权纠纷的民事诉讼申请撤回上诉，不再对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的780.67 亩土地中的330亩土地主张权利。对此应当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否需要对案件开庭审理，是否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庭参加诉讼，对利害关系人撤回申请及财产权属情况是否需要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表述， 实践中存在争议。1. 利害关系人提出撤回申请后，人民法院可以选择继续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六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应当开庭审理。没有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或者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违法所得没收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且无利害关系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开庭审理。”根据上述规定，在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是“可以”不开庭审理，不是“应当”不开庭审理。故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参加诉讼后，又放弃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若有必要，人民法院仍可以选择继续开庭审理。本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广州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提出的撤回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本案利益关系重大，选择继续开庭审理。2. 本案应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庭参加诉讼关于本案是否需要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庭参加诉讼，一种观点认为利害关系人已提出撤回申请，无须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庭参加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两名利害关系人在庭审前提出撤回申请， 仍应继续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庭参加诉讼，当庭明确其权利主张。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1) 除近亲属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地位类似于民事诉讼的第三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系非定罪程序， 不涉及定罪量刑，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逃匿的情况下，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允许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产主张权利， 以…

在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否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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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1: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27主要问题对名胜古迹的损毁程度， 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 专家意 见可否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中的“严 重损毁”？裁判理由三清山风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东北部，200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七处、江西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 2012 年在第 11 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被纳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 成为全国第五 处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本案发生后， 因涉及法律上如何准确评判此类打钉攀岩行为的性质和对世 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力度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 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此类犯罪以“情节 严重”作为入罪条件。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 2016 年 1 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1)致使名胜古迹严 重损毁或者灭失的； (2) 多次损毁或者损毁多处名胜古迹的； (3) 其他情节严 重的情形。本案中， 被告人张某某等三人采用破坏性方式攀爬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核心景观、世界地质遗迹巨蟒峰并打入 26 个岩钉的行为， 显然不属于造成名胜 古迹灭失， 也不属于多次损毁或者损毁多处名胜古迹的情形， 故需要分析其行为 是否构成“严重损毁”。对如何认定“严重损毁”，上述司法解释没有作出进一步规定，全国也没有法定的司法鉴定机构能够就此问题进行鉴定。而能否认定为“严 重损毁”又是三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本案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 委托四名地学专家就巨蟒峰的损毁程度出具了专家意见， 一致认为构成“严重损 毁”。由此， 如何看待本案专家意见的证据效力， 以及三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严 重损毁”，就成为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现分析如下：(一)本案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并可以作为检验报告予以采信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对于专家意见是否可以采信为证据， 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 意见认为， 专家意见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 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专家意 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第二种意见认为， 专家意见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提 供的特殊的证人证言，可以将其纳入证人证言范畴予以采信。第三种意见认为， 参照 2013 年 5 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 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危害食品安全解释》) 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 可以将专家意见直接作为定案的参考； 并且， 对于专家意见中 检验程序规范、论证过程充分、结论让人信服、符合检验报告形式的， 可以作为 检验报告予以采信。经过深入研究， 本案审理过程中采纳了第三种意见， 即参照《危害食品安全解释》 第二十一条， 并结合本案专家意见形成过程、具体内容和形式， 本案专家意见不 仅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 而且可以作为检验报告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如 下：首先， 根据刑事诉讼法， 专家意见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以多种证据类型出现， 并作 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或者参考。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主要有物证， 书证， 证 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鉴定意见， 勘验、检 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八类。从证据分类看， 专家意 见不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多处规定了“有专门知 识的人” (注：专家即“有专门知识的人”，前者是俗称，后者是规范用语)可以 参加刑事诉讼活动， 其意见表现为相应的证据种类。例如，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 十八条规定， 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 或者检查， 必要时可以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 验、检查。在这种情形下， 专家意见的证据形式是勘验、检查笔录。又如， 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为了查明案情， 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 时候， 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这里的专家意见表现为鉴定意 见，专家就是鉴定人。再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诉人、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就鉴定人 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里“有专门知识的人”是鉴定人之外相同领域的专 家，其在法庭上的身份类似于特殊证人，其提出的…

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案件的相关程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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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1: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杜中亚、李章舵贪污、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诈骗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45主要问题同一案件中有多名被告人的，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应当如何履行报核程序？被告人犯数罪的，对其中一罪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应当如何履行报核程序？自然人犯罪中存在单位犯罪因素的，量刑上应当如何把握？裁判理由（一）同一案件中有多名被告人的，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应当仅对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被告人的量刑部分报核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规定了对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报送复核程序，但对于同一案件存在多名被告人，部分在正常幅度内量刑，部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情形，是否需要全案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核准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做法不尽统一。我们认为，对于此种情况，应当仅对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被告人的量刑部分报核，其他被告人的判决正常生效，不受报核程序的影响。理由如下：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特殊的审判程序，是对二审终审审级制度的补充。审理法院在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前提下对被告人减轻处罚，本身是对法律的一种突破，为了监督、平衡法院的特殊减轻处罚权，刑法规定此类案件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审查的重点是根据案件的具体特殊情况是否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无须再对正常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的同案被告人进行审查。虽然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没有明文规定此种情况，但可以参照死刑核准程序进行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三十条（南京刑事注：该处引用的是法释〔2012)21号解释，对应2021年修正的法释〔2021)1号解释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同案审理的案件中，部分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对未被判处死刑的同案被告人需要羁押执行刑罚的，应当在其判决、裁定生效后十日内交付执行。因而，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报核程序也不影响同案被告人判决、裁定的生效。并且，相对于死刑核准程序而言，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涉及的犯罪事实可能更轻，同案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可能更短，如果都要等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才生效，不仅会影响同案被告人的执行，而且很可能会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尚未核准，判决的刑期已经届满，导致对同案被告人权利的实质侵犯，也造成下级法院在报核此类案件时多一层顾虑。本案中，任丘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上诉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并依法将案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一、二审对同案被告人李某4、刘某5均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因而两名同案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部分在二审判决后已经生效。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仅需对被告人杜某6、李某7在法定刑以下量刑部分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报送核准，而不应将全案一并报核。（二）被告人犯数罪的，对其中一罪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原则上应将被告人所犯该罪的量刑部分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本案中，报核的两名被告人分别犯贪污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和诈骗罪，其中贪污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是在正常幅度内量刑，只有诈骗罪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对于此种被告人犯数罪的，对其中罪或者部分罪名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情况，下级法院的报核范围和上级法院的审查范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此种情况，审理案件的法院应当仅就法定刑以下量刑罪名进行报核，对于其他罪名及综合刑期无须报核，上级法院也仅对报核罪名进行审查。第二种意见认为，下级法院的报核范围和上级法院的审查范围应当是涉案被告人的全部量刑，包括法定刑以下量刑罪名、其他罪名和综合刑期。我们认为，对于此种情况，原则上审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将法定刑以下量刑的罪名和综合刑期部分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上级法院发现被告人其他罪名在正常幅度内的量刑部分明显不当的，也应当指出。理由如下：审理法院对法定刑以下量刑罪名进行报核，上级法院就该罪名进行审查是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的应有之义。同时，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情况，影响被告人实质刑期的除了单个罪名的判罚，还包括综合刑期的判罚。因此，上级法院不仅需要审查对所涉罪名的量刑是否适当，还需要审查该罪名的量刑在综合刑期中所占比例是否适当。换句话说，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所涉罪名在法定刑以下的判罚之前，被告人的综合刑期也不可能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判决也必然包括对综合刑期的实质判断。对于被告人其他罪名在正常幅度内的判罚，原则上属于审理法院的管辖和裁量范围，因而不属于审查、核准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下发核准裁定时，可以不表述相关罪名的事实及量刑。有观点认为，在无明文规定时，应当参照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文书的样式，而死刑复核裁定书中写明了死刑被告人的非死刑罪名的犯罪事实。我们认为，法定刑以下核准案件与死刑复核案件存在区别：一是法律明文规定死刑复核应当全面审查案件，而对…

回国受审案件罪名变更问题和量刑的特别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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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1: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巴连孝受贿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67主要问题经劝回国受审案件，能否变更罪名以及如何准确定罪量刑？裁判理由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坚定决心。人民法院应当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对于外逃人员回国受审案件的处理，要更加严谨适用法律，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以案释法，用公正的裁判感召和震慑外逃人员。（一） 关于罪名变更本案是一起外逃人员回国受审的案件。被告人巴连孝得知齐文超被调查后，于2014年3月20日潜逃至加拿大。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百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的红色通报，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即“百名红通人员”，巴连孝被列为第85名疑犯，是“百名红通人员”中唯一一名因涉嫌行贿罪而被全球通缉的人员。巴连孝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后，其案被重庆市追逃办作为重点挂牌督办案件。经追逃工作人员多方劝返，在政策感召下，2016年4月6日巴连孝主动回国投案。回国投案后，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巴连孝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检察院根据事实证据变更指控巴连孝构成受贿罪。从发布红色通报的行贿罪，到回国受审后变为受贿罪，是否违背了罪名特定等国际通行的原则？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境外追逃回国包括劝返、引渡、遣返等多种方式。对通过境外追逃回国受审人员的指控、判决罪名能否变更，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如果本案被告人是以引渡方式回国受审的，通常不能变更罪名。引渡是指，一国将处于本国境内的被外国指控为罪犯或已经判刑的人， 经该外国请求，送交该请求国审判或处罚的一种国际司法协助行为。引渡的主要原则包括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罪名特定原则、转引渡需经原引出国同意原则。其中罪名特定原则是指，请求引渡国将某人引渡回国后，只能就其请求引渡时所指控的罪名对该人审判或处罚，而不得对他就引渡理由以外的罪名进行审判或处罚；否则，被请求引渡国有权提出抗议。我国引渡法第十四条以及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均有该原则规定。引渡涉及两个国家的主权，是一个国家请求从另外一个国家移交逃犯，是基于国家间的互信互助，预期能够按照请求时所宣称的罪名进行审判或惩罚罪犯。因此，引渡罪名特定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可贸然违反，特别是轻罪名变为重罪名，甚至可能被认为涉嫌国家之间的欺诈，引发外交事件。但是，劝返与引渡不同。劝返是追逃国办案人员在嫌疑人发现地国家主管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对外逃人员开展说服教育， 使其主动回到追逃国接受相关处理的一种措施。经劝返自愿回国受审的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变更原通缉罪名起诉、判决的，并不违反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巴连孝系经劝返自愿回国的外逃人员，因此，对其根据事实证据改变通缉罪名指控、判决，不违反国际追逃追赃的基本原则。在确定可以变更罪名后，法院对被告人巴连孝行为的定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巴连孝与齐文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帮助齐文超收受财物并共同占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而非行贿罪或介绍贿赂罪。（二）关于本案量刑本案中，被告人巴连孝利用他人的职务便利，共同受贿2000余万元，论罪应该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最终，法院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正确适用法律、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第一，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巴连孝系从犯。本案中，巴连孝本身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无法独立完成利用职务便利受贿的犯罪行为，其系接受齐文超的委托，帮助齐文超收取贿赂款项，起辅助作用，因此法院认定其系从犯。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被告人巴连孝有自首情节。这是对其减轻处罚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涉及敏感复杂的国际法律、政治、外交关系，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配合回国受审，则往往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因此，对经劝返自愿回国受审的，一般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本案中，巴连孝外逃加拿大，加拿大和我国没有引渡条约，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引渡实现对巴连孝的追逃。如果巴连孝不能自愿回国投案，我们的追逃工作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2016年4月6日，巴连孝经劝返同意回国投案，极大节约了司法成本，实现了追逃目标，其回国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故法院对其认定构成自首， 并依法减轻处罚。第三，在退缴赃款问题上，被告人巴连孝虽然退出收受的贿赂款，但没有退出相应的孳息，不能认定其主动、积极、彻底退赃， 最终影响了对其最大化从轻、减轻处罚。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坚持追逃与追赃并重。…

客观证据缺失的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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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9: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刘德铭故意杀人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90主要问题如何综合细节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根据证据审查判断标准认定“四无”案件犯罪事实？裁判理由本案证据呈现出“四无”特点:其一，案发现场无关键物证。本案现场既没有提取与尸体伤痕对应的作案凶器，也没有提取到其他将被告人刘某某与现场联系起来的生物痕迹物证。其二，批物地点无关联物证。公安机关在刘某某供述的抛物地一-大沽排污河中没能打捞到刘某某提及的任何被弃物。其三，没有将被告人、被害人联系起来的连证据。搜查、扣押的刘某某衣物上无被害人血斑，在案的刘某某外衣、裤子、鞋、袜子、腰带、手机上均未检出刘某2的 DNA 分型。其四，没有目击证人。本案案发已近凌晨、人流稀少，除刘某某与被害人刘某2外，没有任何他人在场。同时，刘某某供述时有反复。指证犯罪的客观证据体系相对薄弱。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刘某2左侧腋中线、腹壁内侧创缘整齐的裂伤为被告人刘某某持刀捅刺所致，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同时认定刘某某焚尸灭迹证据不足。因此，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第二种意见认为，目前证据虽然琐碎，但仍存在对应关系，能够彼此印证、形成闭合锁链。因此，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现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时该条还对刑事案件定罪的标准“证据确实、充分”进行了详细规定，即:“(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据包括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本案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供述在一些细节上亦有反复，如果不能综合间接证据加以认定，则不能作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对于如何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以及审查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五)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在本案中应当运用上述证据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案件事实，具体分析如下:(一)综合间接证据，能够确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属实被告人对基本事实供述稳定，重要细节没有出入。被告人刘某某在公安机关首次讯问时便承认自己杀害了刘某2，并在审前共作有罪供述十四次。其中虽有小的反复，如不承认事后焚尸、辩称买酒精是为车防冻;不承认专门准备安眠药、称安眠药是因自己失眠等。但对于买酸奶、挑榔头、开安眠药，以及将安眠药注进酸奶又骗刘某2喝下，用榔头反复击打刘某2头部，事后抛弃作案工具，又从现场返回自己岗亭等细节，刘某某供述始终稳定，能够前后呼应。被告人供述的细节得到在案证据佐证，经得起推敲、验证。具体说:(1)被告人刘某某交代，其从日志本里抽取一张A4纸、撕下三分之一，把安眠药(酒石酸唑吡坦片，主要成分是唑吡坦)放在上面，又将纸对折;用打火机底碾碎药片后倒进“听话水”中溶解。该细节与公安机关在刘某某值班岗亭内垃圾桶中提取的纸片、天津市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该纸片上检出唑吡坦的检验报告相互印证。并且，刘某2胃内容中发现唑吡坦药物，在刘某某五菱汽车中提取的注射器、针头上也检出唑吡坦成分，二者指向一致。据此，可以认定刘某某向刘某2投放安眠药。(2)被告人刘某某交代，其翻开酸奶盒上的一处折角，将混有安眠药的药水注进去，后再将角折回。该细节与绿蓝超市东台店提供的购物小票所载信息(刘某某曾于案发当天在此购买200克蒙牛纯甄酸牛奶)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刘某某为犯罪做了充足准备。(3)人刘某某交代当晚23时许，其在刘某2值班岗亭接到大车司机打给刘某2的电话。该细节与司机证言及辨认笔录、手机通话记录等内容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刘某某在案发时间去过案发地点。(4)被告人刘某某交代，其第二次丢弃作案工具是从自己工作的岗亭出发，沿中央大道逆行至津沽立交桥，并在第一次丢弃(丢弃榔头、酸奶盒、匕首、打火机等)时的对岸将针管抛进大沽排污河。该细节得到滨海新区路线图的支持，并与午夜车流量少能逆行、其急于脱手须逆行的生活经验契合。据此，可以认定刘某某确曾持有榔头、酸奶盒、匕首、打火机等，并在事后销毁。被告人刘某某供述的捅刺部位与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的伤情位置不完全一致，但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并能够排除指供、诱供嫌疑。被告人刘某某供称其持刀捅刺刘某2脖子下方，但尸体检验鉴定书证实刘某2第九根肋间有创缘整齐的裂创，二者情况不完全相符。…

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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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9: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李放故意伤害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91裁判理由本案审查起诉期间，被告人亲属提出大连市某医院对被害人于某2的救治行为可能存在医疗过错，因此书面申请对于某2的死因进行重新鉴定。公诉机关遂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查清大连市某医院对于某2的救治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后公安机关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鉴定。经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京正[2016]临医鉴字第1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大连市某医院在对于某2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医方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承担共同责任（即医方过错占40％-60％的责任）。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控辩双方及被害人亲属对上述鉴定意见的效力争议较大，被害人亲属认为被害方在鉴定过程中未接到通知，也未参加听证会，该鉴定程序违法（后被害人亲属当庭表示一方面双方已达成谅解协议，另一方面经过再次研究改变观点，认为上述鉴定意见合法有效，不再提出异议）。公诉人认为该鉴定意见中明确记载，鉴定系依据《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办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鉴定若干意见》）作出，但根据该《鉴定若干意见》第一条“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特指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民事案件。侦查机关、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委托的案件，原则上不属于此类案件受理范围，但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的鉴定未经医患双方委托，不属于医疗过失鉴定的受理范围，且听证会没有患方参加，因此程序违法，不应采纳，建议法院对此重新鉴定。被告方则主张该鉴定程序合法，应予采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述鉴定意见应当予以采信，但该鉴定意见仅是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酌定因素。我们同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意见。具体分析如下：（一）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首先，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具有法律依据，属于依法行使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搜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本案中大连市某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其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属于影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公安机关有权就此调取相关证据。虽然目前关于刑事案件中医疗过错鉴定的程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尽管《鉴定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特指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民事案件。侦查机关、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委托的案件，原则上不属于此类案件受理范围，但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除外”，但《鉴定若干意见》属于行业自律性规定，发布时明确表明系“建议参考执行”，且其颁布时间早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因此，《鉴定若干意见》的效力低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公安机关直接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符合刑事诉讼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其次，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符合办理本案的实际情况。实践中关于医疗过错鉴定一般出现在民事纠纷中，其程序一般要求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本案中被害方乃至公诉方会对公安机关直接委托鉴定产生异议。关于该问题，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或侦查机关一般不直接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北京司法鉴定协会现在亦不鼓励北京的鉴定机构受理刑事案件中的医疗过失鉴定。这主要是因为刑事案件中的责任划分比较复杂，应当由法官结合案情进行判定，因此，鉴定机构一般只对民事案件的医疗过失进行鉴定。《鉴定若干意见》之所以规定“医疗过失司法鉴定案件特指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民事案件”，原因就在于此。但这并不能否定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鉴定的职权。因为医疗过错介入因果关系的刑事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客观存在，且医疗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的大小，客观上影响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而法官囿于自身的学识、业务能力，很难凭一己之力准确判定医学专业性问题，必须交给专业人员进行鉴定。这种鉴定属于涉及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据，由掌握案件侦查权的公安机关进行调取并无不妥。（二）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首先，医疗过错是被害人死亡的后续介入因素。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的伤害行为与被害人于某2的死亡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应当对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这是确认本案刑事责任大小的前提。李某与于某2发生厮打并持械击打于某2，且致被害人倒地，其主观上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伤害被害人身体健康的后果，此时，被告人的伤害故意、伤害行为均已经成立。但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

无直接证据的"零口供"案件审查要点和证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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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9: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朱纪国盗窃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92主要问题如何把握无直接证据的“零口供”案件的审查要点？如何运用间接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明体系？裁判理由在盗窃、行贿、受贿等案件中，犯罪行为较为隐蔽、犯罪过程较为平和，通常缺乏相关录音录像、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现场也不会留下暴力打斗、挣扎抗拒等痕迹，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或作无罪辩解，案件很可能面临证据不足的窘境。如何把握好此类案件的审查要点、运用好间接证据定案，做到不枉不纵，是司法实践的难点。对于被告人拒不供述且无其他直接证据的，只要间接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①，亦可认定被告人有罪。“零口供”下以间接证据定案，应严格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遵循证据审查规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以单个证据品质为前提、以证据多（双）向印证为主导，合理运用推定认定案件事实。同时，应当确保间接证据之间的协调性、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明体系的完整性、间接证据推理出的结论的唯一性。本案中，被告人朱纪国始终作无罪供述（或拒绝回答），且没有案发现场清晰的监控录像等直接证据，在案所有的有罪证据都是间接证据。但是，本案经查证属实的客观性证据均指向朱纪国作案，间接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加之被告人的辩解前后矛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有多次相似作案手法的盗窃前科可供参酌，综合来看，可以认定朱纪国实施了盗窃。具体分析如下：（一）把握“零口供”案件的审查要点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无罪辩解是否合理。1．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发（破）案经过是指刑事案仵的案发以及侦查机关寻找、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侦查机关出具的发（破）案经过虽然不是证据本身，却是证据赖以“溯源”的根本，立足发（破）案经过构建证据体系，既能在主观层面反映侦查人员从立案到破案的思维演进过程（即发现罪行、获取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思维判断过程），又能在客观层面表明证据体系的构建、完善过程和犯罪嫌疑人抓获经过等情况。客观、翔实的发破案经过材料有助于全面掌握案件事实证据、合理构建证据体系，进而确定案件事实。对于“零口供”案件，认真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其意义尤为重要。具体到本案，公安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表明，案发当日上午，公安机关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展开视频侦查，通过被盗车辆周围的路面监控发现被告人朱纪国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对朱纪国活动轨迹的视频追踪，发现其于3月23日18时30分许乘公交车从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来到朱泾镇，19时20分57秒拎着一黑色袋子消失在某点位的监控视频中。同日19时39分10秒一男子经过伪装后再次出现在该点位的监控视频中（侦查人员实地走访，此处有一荒废的工厂较为隐蔽，推断男子在此工厂换装）。随后该男子在朱泾镇徘徊10余个小时，直至3月24日04时08分许出现在案发地附近，05时23分该男子沿亭枫公路由东往西行走，后消失在该点位的监控视频中。之后朱纪国穿着原先衣物乘坐公交车回枫泾镇。侦查人员根据公安监控和人口系统比对，前往朱纪国暂住地殁其服装店，搜查到伪装的衣服、假发套和开锁工具，遂将朱纪国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可见，本案被害人报案的过程和公安机关锁定被告人朱纪国为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客观、自然。2．审查客观性证据指向是否明确、单一物证、书证、视频监控等客观性证据，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具有较为稳定的表现形式和判断标准。相比于言词证据的主观性和反复性，客观性证据能够更加客观、稳定地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对于“零口供”案件，证据审查的重点自然要从口供转向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较强的证据。实践中，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性越明确、单一，越有利于定案。具体到本案，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资料、制作的行动路线轨迹图、从被告人处查扣到的衣服、假头套、开锁工具、香烟等，都是重要的客观性证据，且这些证据的提取、扣押、制作等均依法定程序进行，证据均查证属实，具备证明能力。根据监控视频显示，案发时间段前后只有一男子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案发现场为南北向道路，无其他出入口），经比对，视频中男子穿着的衣服、头戴的假发套均与被告人朱纪国家中查扣到的衣服、假发套一致，庭审中朱纪国亦承认其经过伪装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案发地点附近；失窃的一条香烟与被告人家中查扣到的一包香烟比对后，系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上述客观性证据收集合法、内容真实，且均指向朱纪国作案。3．审查被告人供述或无罪辩解是否合理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方面，通常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辩解的内容是否合理、稳定，是否与在案其他间接证据相互印证来判断。被告人的供述和无罪辩解若有合理根据，能对现有证据提出反证，如…

死刑复核程序中发现一审、二审对被告人身份、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认定错误的，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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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8: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张某文抢劫、抢夺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40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本案过程中， 发现一审、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中有部分事实不能确认， 主要包括：(1) 被告人张某文的身份事实不清， 在案证据及在复核阶段补充的材料证实， 被告人真实姓名可能为王伟军，王伟军假冒了战友张某文的姓名等身份信息。一审、二审认定被告人的姓名等身份信息可能有误。 (2)被告人的前科事实无法确认。被告人与前科刑事判决书中的张某文是否为同一人， 有待查证，其前科事实无法确认，是否构成累犯存疑。对该案在死刑复核阶段应如何处理， 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认定被告人姓名、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告人“张某文”假冒他人姓名， 身份不清， 且可能假冒他人姓名被 判过刑， 认定其构成累犯的事实亦存疑， 应当不核准“张某文”死刑， 撤销一审、 二审判决， 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判。第二种意见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三百五十条第(二) 项关于“原判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 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的规定， 在死刑复核阶段发现被告人的姓名、前科等事实认定错误的， 只要判处被告人本人死刑没有错误， 可以将被告人的姓名更正后核准死刑。第三种意见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关于“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 住址， 身份不明的， 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 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 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 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的规定， 被告人实施抢劫、抢夺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为节约司法资源， 依法可按其自报的姓名进行审判。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发现一审、二审认定的被告人姓名、 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不清的，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死刑案件中证实被告人姓名等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被告人的姓名等信息是犯罪主体的基本信息， 是重要的、基础性的案件事实， 涉及被告人的年龄、户籍、前科等情况， 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相关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开庭审理时必须查明被告 人的姓名等身份信息。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发现， 本案、审、二审认定被告人张某文的姓名、身份存在以下疑问：(1) 被告人供述的详细住址、婚姻状况与张某 文户籍证明载明的不一致；(2) 被告人归案后的照片与张某文户籍证明上的照片 有差异；(3) 被告人数次供述的成长经历有矛盾；(4) 公安机关未组织张某文的 亲友、邻居等人对归案后被告人的照片进行辨认；(5) 公安机关未对被告人进行 亲缘关系鉴定。经补查， 被告人供认其真名叫王伟军， 曾被战友张某文骗去搞传销，离开时拿了张某文的身份证打工， 因前次犯罪受审时也冒用了张某文的身份。 公安机关还提交了王伟军的户籍登记信息、王伟军的邻居邓某某(原村支书)、 现任村主任向某某混杂辨认照片笔录、张某文的证言等材料， 根据上述材料可初步认定被告人即王伟军。根据 2010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三款第(三)项的规定，办理 死刑案件， 对于“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本案中一审、二审认定被告人张某文的姓名、住址等身份情况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导致指控和判决张某文犯罪错误。(二)证实被告人构成累犯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证明被告人构成累犯、毒品再犯的证据材料， 应当包括前罪的裁判文书、释放证明等材料； 材料不全的， 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本案中，某省某县人民法院认定， 2006 年9月1日至14日， 被告人张某文与同案被告人李某2在某省某市、某县驾驶摩托车抢夺作案11 起， 并于2007年 1 月 23 日作出刑事判决， 对张某文以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012 年 7 月 13 日张某文刑满释放， 同月17日至 22日又实施本案。据此，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张某文系累犯， 应依法从重处罚。本案 虽然有张某文的前罪裁判文书、释放证明等材料， 但根据上述分析， 本案被告人 经初步认定并非“张某文”，而是王伟军。虽然被告人承认其在 2006 年被判刑时 假冒张某文的身份， 但在其真实身份查明后， 其与前述刑事判决书中的张某文是否为同一人， 尚需通过比对卷宗中所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