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日誌 - 大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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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前罪判决因漏判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被再审纠正的，数罪并罚时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应如何计算？
items: 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为盗窃目标但仅窃得数额较大之财物的，如何认定盗窃数额并选择法定刑幅度？
items: 后罪的预备行为发生在前罪的缓刑考验期内、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应否撤销缓刑将前后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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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罪判决因漏判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被再审纠正的，数罪并罚时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应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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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0: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王斌盗窃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18裁判理由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王某 2016 年的前罪判决因遗漏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被再 审纠正。对于王某因本罪被羁押的期间应否在计算剩余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时扣 除，审理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基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的基本原 则， 被告人王某的主刑执行期间(包括因本罪被羁押期间) 不应计入剥夺政治权 利执行期间；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王某前罪的再审判决已经将其因本罪被羁押的 期间纳入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期间， 基于对再审判决的尊重， 不应进行扣除， 且 此系前罪错判所致，不宜将不利后果归责于被告人。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一) 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 主刑执行期间应停止计算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 间。 ”2009 年 5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 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进一步明确， 对于判处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 犯，在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时， 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附加刑剥夺政 治权利的刑期从新罪的主刑有期徒刑执行之日起停止计算， 从新罪的主刑有期徒 刑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继续计算， 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施用于主刑执行 期间。从上述规定来看， 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但主刑执行 期间并不计入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所以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的数罪 并罚中， 如果新罪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并罚剥夺政治权利后， 新罪所判 的主刑执行期间也需实际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但该期间不计入所并罚的剥夺政治 权利刑期。也即， 在数罪并罚中需并罚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 被告人所获的实 际刑罚量可能要高于被并处的刑罚的总和， 这也是剥夺政治权利在数罪并罚中有 别于其他刑种的一个显著特点。被告人王某因本案被判处拘役六个月， 而作出判决时其已被羁押六个月， 按照规 定， 拘役从执行之日起计算， 羁押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王某自 2018 年 2 月 27 日被羁押， 同年 8 月 26 日被取保候审， 其被羁押的六个月折抵刑期拘役六个月。 根据上文分析， 王某在前判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 即使剥夺政治权利的 实际执行并未因其被羁押而中断， 但其被羁押的六个月应当不计入剥夺政治权利 的刑期。如果将主刑执行期间也视为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执行， 则显然不 符合上述“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的规定， 有悖立法的基 本精神。(二) 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 不必然影响本罪应予并罚的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本案存在特殊之处。一方面， 被告人王某 2016 年的前罪是在 2003 年的前罪主刑 执行完毕、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发生的，但 2016 年的前罪判决并未对 其 2003 年前罪判决尚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予以并罚，而本案发生时，被告人前罪判决尚未经再审改判， 故应为有效。那么， 此时认定王某在本案中系“在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本案发生时， 前罪判决并 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项，自然也就不存在“尚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 在本案审理期间， 2016 年的前罪被再审改判， 增加了被漏判的附加 剥夺政治权利判项，但再审判决同时又确认了其已经执行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期， 其中就包括王某因本案被羁押的期间。应当看到， 再审改判纠正了前罪的错误判决。在本案判决过程中， 我们应当尊重 再审判决的效力，但同样不能忽视被告人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实际执行情况。 2016 年的前罪判决遗漏并罚剥夺政治权利， 并不直接导致其 2003 年前罪判决中 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执行中断，2003 年前罪判决中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实际 上仍在继续执行。被告人王某 2016 年所犯盗窃罪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 刑，也就是说，王某本次犯罪并罚的对象不是 2016 年前罪判决中的附加刑，而 是 2003 年前罪判决中尚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罪并 罚的尚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多于 2016 年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刑期。 因为作出再审判决时， 本案尚未判决， 王某因本案被羁押的期间不能视为执行主 刑， 故该期间应计入剥夺政治权利执行刑期； 而在本案判决时， 其被羁押的期间 已经折抵为主刑， 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此， 故不应将该期间计入剥夺 政治权利的刑期。因此， 本案判决中应予并罚的尚未执行完毕的剥夺政治权利刑 期应作相应延长。综上， 本案发生在前罪主刑执行完…

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为盗窃目标但仅窃得数额较大之财物的，如何认定盗窃数额并选择法定刑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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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0: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程少杰盗窃、传授犯罪方法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19裁判理由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系盗窃罪法定刑升格的条 件。那么， 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是指行为人实际窃取到手的财物数额， 还是也 包括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但最终没有窃得财物或者只窃得少量财物的情形？换言之， 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是否允许存在未遂情形？对此， 刑 法理论与实务界均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财产犯罪中的“数额(特别) 巨大” 属于单纯的量刑情节， 只有具备与否而没有既遂未遂的问题， 只有实际得手的数 额达到(特别) 巨大程度时， 才能适用数额(特别) 巨大的法定刑； 如果行为人 意图盗窃某件数额(特别) 巨大的财物， 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 不能适用数 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只能适用数额较大的法定刑，并适用未遂犯的规定。 本案辩护人就提出， 被告人程某某虽然以数额特别巨大财物(人民币 550100 元) 为盗窃目标， 但实际窃得的财物仅 21020 元，属于“数额较大”，故应当以该数额 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财产犯罪中的“数额(特别) 巨大” 并非单纯的量刑情节， 而是属于加重构成要件。这种加重的犯罪构成存在未遂形 态，当某一行为符合加重犯罪构成但没有发生既遂结果时， 就成立加重犯的未遂， 适用分则的加重法定刑，同时适用总则的未遂犯规定。我们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理由分析如下：(一) 行为人未针对特定财物实施盗窃， 应当以其实际得手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从司法实践来看， 多数盗窃案件中的行为人往往事先并没有明确的盗窃目标， 而 是抱着一种“能偷什么是什么， 能偷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去实施盗窃。由于盗窃罪 属于典型的数额犯，除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等特定形式之外， 其余情形成立盗窃罪均需要以“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在行为人盗窃得手的情况 下，按照其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来认定数额没有问题。因为这种“能偷多少是多 少”的主观故意， 既包含盗窃数额极少不值得刑法评价的财物， 也包括数额较大、 巨大甚至是特别巨大的财物。无论行为人实际窃得的财物数额是多少， 都在其主 观意愿当中， 故以该数额来认定犯罪并选择法定刑， 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原 则。同样， 在未窃得任何财物的情况下， 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明确的盗窃目标， 也就无从认定盗窃数额， 进而无法认定为盗窃罪。对此， 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以 行为人实际得手的财物价值来认定犯罪数额。如 1992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 以下简称《1992 年盗窃解释》) 第一条即明确“盗窃数额， 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 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数额”。此后， 1998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 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 以下简称《1998 年盗窃解释》) 第一条亦规定“盗窃数额， 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同样， 针对抢劫 犯罪数额的认定， 2016 年 1 月 6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抢劫意见》) “二、关于抢劫犯 罪部分加重处罚情节的认定”第3 条规定“抢劫数额以实际抢劫到的财物数额为依 据”。(二) 当行为人明确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作为目标， 即使未能窃得财物或实际 窃得的财物价值不大的， 也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并同时适用未遂的相关规定由于多数盗窃案件中的行为人事先并无明确目标， 而是持一种“能偷什么是什么、 能偷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去实施盗窃，导致以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来认定数额成 为惯常做法。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考虑到行为人盗窃目标明确的情形， 当其针对特 定目标实施盗窃， 由于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或者仅部分得逞时， 如果不考虑主观 故意所针对财物的价值， 简单地以实际窃得的财物数额论， 则明显有客观归罪之 嫌， 容易导致刑罚过剩或刑罚不足等问题。一方面， 当行为人针对价值微小的财物实施偷盗行为， 如只是想偷盗一床被子用于御寒， 却没想到被子里藏有巨额现 金， 如果不考虑其主观认识因素， 单纯以实际得手数额来认定将导致在十年以上 量刑， 明显过重； 另一方面， 当行为人以价值特别巨大之财物为盗窃目标， 如潜 入博物馆意图盗窃某件珍贵文物， 但因警报声响而未得手时， 如果以实际得手数 额来认定， 则无法对行为人以盗窃罪来进行处罚， 明显是放纵犯罪。面对上述问 题，相关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回应， 规定如果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犯 罪目标时， 即使最终未窃得任何财物， 仍然可以盗窃罪(未遂) 来定罪处罚。 2013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

后罪的预备行为发生在前罪的缓刑考验期内、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应否撤销缓刑将前后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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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10: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董军立故意毁坏财物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424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被告人董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实施了故意毁坏财物犯罪的预备行为， 而其犯罪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在此情况下， 是否应当撤销前罪缓刑，与其所犯后罪实行并罚？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董某某着手实行新罪的时间，已过前罪的缓刑考验期， 因而不属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而前罪的缓刑考验期限已满， 原判的刑罚应 依法不再执行，且其社区矫正已被解除。故只需要对其所犯新罪依法判处即可。 第二种观点认为， 被告人董某某所犯新罪的实行行为虽然发生在其前罪缓刑考验期满后， 但犯罪预备行为发生在前罪缓刑考验期限内。应当将犯罪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作为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来理解， 而不能只考察犯罪实行行为的时间。因此， 虽然其前罪所判处缓刑考验期已满， 社区矫正已被解除， 但其所犯新罪仍属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生，故应当依法撤销前罪的缓刑，与所犯新罪实行并罚。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一) 本案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董某某、孙某预谋实施犯罪及为犯罪制造条件的时间在董某某前罪缓刑考验期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某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中午，因对代某某的工作安排不满，指使被告人孙某对代某某的奔驰牌轿车采用泼洒漆料的方式进行损坏， 且将代某某的住处、车辆信息告知孙某。但根据在案证据， 很难认定这一犯罪预 备行为的具体时间。董某某多次供述称， 此事发生在 2018 年12月初的一天， 而 且肯定是发生在其社区矫正解除之前。孙某亦多次供述， 此事发生在 2018 年 12 月初的一天。而手机通话清单则证实，董某某与孙某自 2018 年 12 月 10 日开始有多次通话的情况。综上，公诉机关认定两人预谋的具体时间虽然有一定依据(董某某曾有过供述) ，但证据不充分。而能够肯定的是， 董某某指使孙某对代某某的奔驰牌轿车采用泼洒漆料的方式进行损坏， 且将代某某的住处、车辆信息告知 孙某的时间肯定发生在董某某社区矫正解除之前， 即在前罪所判处的缓刑考验期 满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如果仅有犯意还不能认定两人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根据刑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才属于犯罪预备行为。那么， 被告人董某某将代某某的住处、车辆信息告知被告人孙某的行为， 是否属于犯罪预备行为？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本案中，犯罪工具即漆料，据孙某供述， 其因在工地干活正好有漆料， 故可随时准备， 从性质上说， 此属于准备工具的行为。而董某某告知代某某有关信息的行为， 则属于制造条件的行为。因为孙某并不掌握代某某的住处、车辆信息等， 无法具体实施损坏轿车的行为， 董某某将这 些信息告知孙某，实质上为孙某实施行为创造了条件。综上， 由于被告人董某某、孙某预谋及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均发生在董某某缓刑考验期满前， 故应当认定其实施犯罪预备行为在董某某前罪缓刑考验期内。（二）应当将犯罪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作为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来考察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的， 应当撤销缓刑， 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 把前罪与后罪所判处的刑罚， 依照刑 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决定执行的刑罚。因此， 判断被告人董某某故意毁坏财物犯罪是否属于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实施， 直接决定了其前罪所判处的缓刑是否应当撤销。前述第一种观点的缺陷就在于将一个完整犯罪过程的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割裂开来，将犯罪事实发生的时间孤立地定格在实行行为发生的时间上。我们认为， 对犯罪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应当作为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来考察。阐述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犯罪形态与犯罪阶段的关系。故意犯罪既存在形态， 也存在阶段。 其一， 故意犯罪行为是一个过程， 由相互连接的预备阶段与实行阶段组成。预备阶段与实行阶段密切相连， 前者是为后者做准备的阶段， 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处在预备阶段的行为是预备行为， 处在实行阶段的行为是实行行为。其二， 犯罪形态与犯罪阶段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预备阶段只能出现犯罪预备与中止形态， 在实行阶段只能出现犯罪未遂、中止与既遂形态。其三， 犯罪形态与犯罪阶段又相互区别。前者是静止的行为状态， 后者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前者没有先后连续 性， 后者具有连续性； 一个故意犯罪行为不可能出现几种犯罪形态， 但可能经过几个阶段。本案中， 虽然被告人孙某泼洒漆料的行为发生在被告人董某某前罪缓刑考验期满 后，但其预备行为发生在前罪缓刑考验期限内。而两人故意毁坏财物犯罪的完整过程则由犯意的形成、犯罪预谋阶段、犯罪实行阶段所构成。一般情况下， 仅有犯意的形成， 是不受刑事处罚的。而犯罪预备阶段， 即使行为人仅仅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 之后再未继续实施犯罪， 根据刑法…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在执行期间发现漏罪，应当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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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8: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岳德分盗窃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70裁判理由司法实践中，由于减刑、假释等刑罚执行制度的存在，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可以减为有期徒刑。在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或者被假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之前，行为人发现漏罪的情形并不少见。对于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现漏罪的，根据《刑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直接撤销假释实行数罪并罚。然而，对于裁定减刑后出现漏罪的情形，实践中对于减刑裁定是否需要撤销，漏罪刑罚是与减刑后还是减刑前的原判刑罚并罚等问题争议较大。存在以下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对漏罪作出判决，把新判决所确定的刑期与裁定减刑后的刑期依据《刑法》第六十九条数罪并罚后，再依据第七十条减去已经执行的刑期，从而确定最终的执行刑期。理由是：（1）减刑裁定是根据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表现，将原判刑罚予以减轻，是对原审判决的适当修正，应当视为与原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与假释考验期内发现漏罪要撤销假释裁定的规定不同，在减刑后发现漏罪并无撤销减刑裁定的规定，如果在数罪并罚时对减刑裁定弃之不用，等于是变相地撤销了减刑裁定，势必会影响法院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和公信力，故应当将减刑后的刑期与新判决所确定的刑期实行并罚。（2）对于判处同样刑罚的服刑人员来说，其在执行期间有减刑的，右未减刑的，还有减刑程度不一的，如果在对漏罪处理时不考虑减刑裁定，就难以体现区别对待和公平原则，也不利于调动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3）根据《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于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情形的并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然而，当前罪刑罚系死缓刑或者无期徒刑时，已经执行的刑期，在新判决中就无法予以扣除，显然不公平。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前一判决所确定的无期徒刑刑罚与对漏罪所判刑罚依照“吸收原则”进行并罚后，确定其最终执行刑罚为无期徒刑。先前的减刑裁定无须撤销，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减为有期徒刑之后已经执行的刑期均不计算在内，但在执行第二个无期徒刑过程中，在再次减刑时应当考虑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第一次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之后至漏罪判决之间已经执行的刑期。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一）《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是指前罪判决和漏罪判决，不包括减刑裁定（二）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无期徙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已被执行的刑期，属于刑罚执行问题，虽然在数罪并罚后的新判决中无法体现，但可在新判决执行过程中予以考虑（三）在将前罪与漏罪刑罚进行并罚作出新判决时无须撤销原减刑裁定所涉案情被告人岳德分，男，1967年8月26日出生。2006年11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8年6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1年1月28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2013年7月28日减刑一年十个月。2013年7月16日因本案被依法解回再审。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岳德分犯盗窃罪，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岳德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5年3月，被告人岳德分伙同陈凯、于云飞（均已判刑）等人，分别进入杭州市萧山区靖江镇和顺村靖江春来布厂、靖江镇花神庙村五一化纤厂、靖江镇雷东村被害人孙尔军家、义蓬镇长红村被害人沈伯啸家、南阳镇雷山村威迈工艺厂，窃得铝管80 0余只、电缆线30米、电线2300米、铝制品和铝合金一批、“五粮液”酒2瓶、硬盒“中华”香烟1条、护套线1400米及音箱、VCD、功放等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0240元。2005年2月至5月，被告人岳德分伙同张祥、岳邦全、岳邦利（均另案处理），采用挖墙洞、爬窗、撬窗等方式分别进入萧山区党湾镇曙光村梅西校办化纤预制砖厂变电房、党湾镇新前村党湾校办化纤厂，窃得变压器铜芯及铜线等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66755元。综上，被告人岳德分共参与盗窃7次，窃得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116995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岳德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部分罪行，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因该罪系前判宣告后且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的漏罪，依法应与前判之刑罚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岳德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与前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岳德分提出上诉，辩称其现已服刑数年经两次减刑之后，仅因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漏罪又被判处无期徒刑，不知刑期怎么折算。要求给其公正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参照…

“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应当如何定罪处罚和正确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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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8: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朱港春、李俊乐诈骗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71主要问题1.“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2.“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如何定罪处罚？裁判理由本案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朱某某、李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为由提起公诉，辩护人提出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一审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应认定为诈骗罪，二审法院改判为诈骗罪，反映出诉讼各方对被告人行为性质、适用法律方面的分歧。具体分析如下：（一）“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依法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朱某某、李某某明知债务人的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仍然故意捏造事实，起诉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再次归还借款及利息，属于刑法理论所称的“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对于“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可否认定为诈骗罪，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和之后，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存在多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在刑法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借助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迫使被害人非自愿的交付财物，更加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第三种意见认为，“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属于典型的“三角诈骗”，应依法认定为诈骗罪。我们认为，对“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依法可以认定为诈骗罪，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认定“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构成诈骗罪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诈骗犯罪行为的通常表现形式为：行为人向被害人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行为－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进而自愿交付自己所有或者占有的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这种情况下，受骗人处分自己所有或者占有的财物，自己遭受财产损失，受骗人（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具有同一性，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不存在争议。但是，在“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的情况下，因行为人捏造事实而被骗的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处分的是民事被告的财产，遭受损失的是民事被告，受骗人（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并非同一主体，发生了分离。对于这种情况，理论上一般称为“三角诈骗”，是否可以以诈骗罪论处，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分歧所在。我们认为，首先，《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并未排除“三角诈骗”，无受骗人与被害人必须是同一主体的规定，“三角诈骗”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次，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犯罪，《刑法》规定诈骗罪的目的是保护公私财产，“三角诈骗”在侵犯公私财产权益方面与普通诈骗不存在任何区别，对“三角诈骗”以诈骗罪论处，符合刑法关于诈骗罪的立法原意。第二，相关立法资料反映出立法机关亦认为“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构成诈骗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次审议稿）建议增设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二款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规定从重处罚”，明确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后续审议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侵占他人财产，还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贪污罪等其他侵财型犯罪，故立法机关对《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二款之规定作了进一步修改，明确此类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此处的“其他犯罪”，既包括诈骗罪，也包括以欺诈手段实施的职务侵占罪、贪污罪等侵财型犯罪。从《刑法修正案（九）》的审议过程可以看出，立法机关明确认为“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类似本案被告人朱某某、李某某实施的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可以依法认定为诈骗罪。（二）“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朱某某、李某某在债务人已经全部清偿借款的情况下，采用拒不偿还借条、将担保人基改为借款人等手段，捏造他人对自己负有债务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虚假诉讼罪是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罪名，朱某某、李某某的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而《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完毕，涉及刑法规范的选择适用问题。对于刑法规范的选择即刑法的溯及力问题，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普遍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

未经许可经营保安服务业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以及如何把握“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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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7: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周长兵非法经营宣告无罪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37主要问题未经许可从事保安服务业务经营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如何把握“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或者“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 罪为主要活动”规定的适用？裁判理由本案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的争议。一是关于被告人周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主要形成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周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主要理由是：(1) 周某某未经许可，从事保安服务业务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64 号， 以下简称《条例》) 第九条的规定， 属于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的行为。 (2)非法经营保安服务业务不仅扰乱了保安服务行业的正常秩序，而且极有可 能侵犯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相对于普通非法经营行为， 其侵犯的客 体更为复杂， 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更为严重。(3) 非法经营行为认定情节严重的 标准主要是数额和危害后果。①从经营数额分析， 周某某的经营数额为 95 万元， 远超出 201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标准二》)第七十九条第(八)项 规定的个人非法经营数额 5 万元的标准， 与目前非法经营犯罪案件中“情节严重”的最高认定标准 100 万元非常接近，应当认定构成“情节严重”。②从行业特点 分析， 保安服务行业具有特殊性， 保安人员需具备保安资质， 未经审查、备案的 保安公司在保安服务能力、保安人员素质、水平等方面欠缺一定的保障， 存在潜 在危险性， 即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形成的潜在危险， 具有一定 的社会危害性。另一种意见认为， 被告人周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主要 理由是： 周某某未经许可从事保安服务业务的行为， 然违反了国家规定， 属于非 法经营行为， 但鉴于保安服务行业的特殊性， 对情节严重的认定不能参照普通非 法经营 5 万元的认定标准，而应参照电信 POS 机套现业务等经营行为以 100 万 元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本案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故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二是本案是应认定为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 主要形成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非法经营行为应认定为个人的行为。主要理由是： 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单位犯罪 解释》)第二条，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 犯罪的， 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 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不以单 位犯罪论处。本案被告人周某某设立中安公司后主要从事非法经营犯罪行为， 依 照上述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应以个人犯罪追究周某某的刑事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非法经营行为应认定为单位行为。主要理由如下： 本案中安公司从事保安服务业务经营行为不属于《单位犯罪解释》中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情形。不应对实质上依照《条例》经营管理的保安服务业务行为， 仅以未经许可这一形式要件， 不但认定为非法经营犯罪， 而且将本应认定为单位经营犯罪行为认定为个人经营犯罪行为，从而降低定罪处罚标准。 我们赞同上述后一种观点。鉴于上述两个问题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独立性， 故分别予以阐述。 (一)本案被告人等非法从事保安服务业务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关于本案未经许可从事保安服务业务经营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控辩双方形成 一致意见。根据《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刑法》中的“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条例》是国务院发布的第 564 号令，属于 《刑法》中的“国家规定”。《条例》第九条规定： “申请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 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 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材料。”中安公司未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保安服务许可证而 经营保安服务业务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中安公司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然而， 在认定非法经营行为的前提下， 要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 还应认定该非法 经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1.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单独评价《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 非法经营行为， 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构 成非法经营罪。该条文同时列举了四项非法经营行为， 其中第(四) 项是兜底性 条款， 规定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是 一种个案认定， 多是参照规范性文件的量化标准， 而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的认定是一种类案认定， 两者应作为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实践中， 有 的司法工作人员习…

行人引起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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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6: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胡伦霞交通肇事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297主要问题1.行人是否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2.本案事故的责任如何评价与认定裁判理由（一）行人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胡某某在穿越马路时使用手机，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行为的定性，存在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在道路通行过程中，行人属于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因行人的行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可以相应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行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予以处理。第二种意见认为，行人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理由是，依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人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构成交通事故，应当具备以下要素：一是由车辆（包括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造成的；二是在道路上发生；三是在运动中发生；四是有事态（如碰撞、剐蹭等）发生；五是造成事态的原因是人为的；六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七是当事人心理状态是过失或者其他意外因素。其中，根据事故双方是否驾驶车辆，交通事故可以分成车辆与车辆的事故、车辆与行人的事故，而行人与行人之间的事故，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虽然车辆是交通事故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交通肇事罪）只追究机动车及其驾驶人的责任。《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看出，自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包括非交通运输人员，即包括行人及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从实际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件来看，因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给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造成了危害。因此，虽然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交通中属于相对的弱者，应给予特别的关照，但其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发生交通事故，也危及了交通安全，理应依法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罚。（二）本案事故责任的司法认定本案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即被告人胡某某是否应当承担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这也是胡某某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有观点认为，交通事故双方各有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绝对的定案依据，由行人胡某某承担刑事责任有失公平。理由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即需要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行政法规推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内容，不具有刑事诉讼的证明力。首先，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必须是经过查证属实的，在事实真相不明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推定责任只能作为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而不能成为刑事案件的定案证据；其次，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公诉机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被告人无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义务，也就是说，被告人对推定的责任划分不负有举证责任。对于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应当由公安机关提供充分的证据来确定，而不能通过推定来确定。故本案中不应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由胡某某承担交通肇事罪的责任。我们认为，本案可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合其他证据，分清事故责任，判定被告人胡某某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1.胡某某有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本案案发时间是夜晚，被告人胡某某…

前罪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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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6: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沈超故意杀人、抢劫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00裁判理由对于本案被告人沈某的前罪犯罪记录是否封存，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被告人沈某的前罪犯罪记录应予封存。理由是： 沈某犯前罪时系未成年人，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依法进行查询后仍应对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在案件均应当公开宣判的情况下， 如果撤销沈某前罪的假释并与其后罪被判处的刑罚并罚， 必然会公开此前被封存的犯罪记录， 这样就与司法机关查询犯罪记录后的保密义务相突，故按照法律规定沈某的犯罪记录应予封存，不应在判决中体现。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记录封存不等同于犯罪记录消灭，本案中被告人沈某的前罪犯罪记录不应封存，应对其撤销假释，依法数罪并罚。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是：(一) 犯罪记录封存并非犯罪记录消灭， 并不排斥在封存后的刑事诉讼中对已封存的犯罪记录进行法律评价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即 2018 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以及立法机关相关立法说明都明确表示， 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消除“犯罪标签”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人伍、就业方 面的影响， 最终目的是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该制度的本质是“封存”而非 “消灭”，因此，不能将犯罪记录封存”等同于“犯罪记录消灭”，并进而禁止在此后的刑事诉讼中对犯罪记录进行法律评价。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可以使用已封存之犯罪记录也是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度在实践中相互影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虽然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但相关刑法制度会影响对该制度的理解和适用。针对未成年人的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刑法修正案(八) 》也增加了相应内容，对累犯制度作出了 相应调整。比如， 在具体操作上，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二十条第一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第五百零三条和《人民 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十二条之规定， 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 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而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对符合条件的罪犯进行减刑、假释， 而犯罪记录是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基础事实， 如果片面强调犯罪记录已封存， 不得在裁判中使用就有可能导 致符合条件的罪犯无法适用假释、减刑程序的情况。一项有利于罪犯的刑法制度 (减刑、假释制度) 却因为有利于罪犯的另一项刑事诉讼法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的存在无法适用， 从法理和情理上来讲都是不妥当的， 司法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取舍。我们认为， 尽管犯罪记录已经封存， 但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 的诉讼中仍应对犯罪记录进行援引和评价。同理，罪犯假释期间违反《刑法》第 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 应撤销假释， 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在审理撤销假释案件过程中也可以对封存的犯罪记录进行援引和评价， 这样才不至于因为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而架空《刑法》关于减刑、假释的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一项举措， 在理解和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 要注意平衡未成年犯罪人权益保护与惩罚犯罪及满足合理的社会防卫需要之间的关系， 在权衡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相关刑法制度立法目的的基础上决定法律适用问题， 不可片面强调“教育、感化、挽救”，也不可进行绝对的机械理解。除非法条有明确规定， 如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 否则以犯罪记录封存为由而杜绝未成年人案件减刑、假释的适用， 既违背了设立该制度的初衷，也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二)撤销假释数罪并罚的做法符合假释的制度功能假释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项刑法制度， 附条件是指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遵守相关规定， 假释考验期满， 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附条件释放很好地体现和实现了假释制度的特点和制度功能。倘若犯罪分子没有遵守相关规定， 应依法撤销假释， 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或数罪并罚。未成年人在假释期内犯罪也不例外， 这样才符合假释系附条件释放的立法本意， 该观点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第十九条的印证、支持， 该条规定： “撤销 缓刑、撤销假释裁定书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决定书应当在居住地社 区矫正机构教育场所公示。属于未成年或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

对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如何准确把握死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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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6: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常茂、吴江运输毒品案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307主要问题对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如何准确把握死刑政策？对被告人拒不供认的毒品犯罪案件，如何综合审查证据？裁判理由(一) 判处二名以上主犯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 对罪责稍次的主犯亦可适用死刑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较， 共同犯罪是毒品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在某些 地区，毒品犯罪日益呈现集团化专业化的趋势，从以往的单人贩运、售卖形式， 逐渐发展为上家总销、下家贩运、马仔分售的复合形态；在毒品犯罪不同阶段， 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每一环节均由不同的人专门负责， 形成相对固定的犯罪模 式。对毒品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评价及以此为基础的量刑是一项复杂 而细致的工作， 对毒品共同犯罪准确把握死刑政策， 有赖于对参与毒品犯罪各行 为人行为性质的正确认定以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罪责大小的准确判断。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同 样是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总体原则。根据历次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 谈会纪要精神，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应当与该案所涉毒品数量、社会危 害性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综观 2000 年《全国 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 、2008 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 要》)、 2015 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 议纪要》) ，体现出量刑标准更加明晰、对死刑适用范围的限定更加严格的趋势。 关于主犯的死刑适用问题， 《南宁会议纪要》规定， “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 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 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 甚至死刑”。该规定相对笼统， 标准亦较为概括， 没有就如何对多名主犯适用死 刑作出明确规定。《大连会议纪要》的标准则稍显具体化， 规定“对于共同犯罪 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 处罚上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 或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 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 差异， 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武汉会议纪要》对死刑适用范围的规定仍以主犯为基础， 但对可以适用死刑的主犯范围作出了限定， 即“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 当适用死刑的， 要尽量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 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 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 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 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由此可见， 同一案件中存在多名主犯时， 对于适用死刑的范围的限定日趋严格。但 同时， 《武汉会议纪要》也规定： “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 二名以上主犯 的罪责均很突出， 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 可以依法判处。” 由此， 我们认为， 同一案件存在多名主犯的， 在适用死刑时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慎重适用死刑， 在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的情况下， 尽量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 二是不存在机械的死刑适用的“人数指标”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1.对于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 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 一 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司法实践中， 对于毒品犯罪的量刑通常遵循“数量加情节”的原则， 毒品犯罪数 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 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能否适用死刑。当然， 毒品数量并不是毒品犯罪量刑的唯一考虑因 素， 还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武汉 会议纪要》即体现了这一精神， 依据该纪要的规定， 对于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 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 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 各主犯间的作用能够区分主次的， 对于罪责稍次的主犯一般可不适用死刑。2.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 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 节， 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 可以依法判处在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情况下， 判处罪责稍次的主犯死刑仍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 二是具有法定或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关于法定或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的范围，通常包括：(1)累犯、毒品再犯、毒枭、职业毒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2)属于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的；(3)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

对采用灌、泼硫酸方式故意伤害他人的，如何把握死刑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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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4-06-21T22:05:00+08:00
description: 案件： 刘传林故意伤害 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识别码： MCS1287裁判理由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都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与故意杀人罪相比，故意伤害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有所不同，适用死刑应当比故意杀人罪更加慎重，标准更加严格。从刑法对法定刑的配置看，故意杀人罪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对故意伤害犯罪，是在“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条件下，“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种条件配置和轻重不同的法定刑排序，体现了立法对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适用死刑的不同态度。从近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故意伤害案件适用死刑，要综合考虑犯罪的起因、动机、目的、手段等情节，犯罪的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等因素，全面分析影响量刑的轻重情节，根据被告人的罪责，并考虑涉案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行为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区分案件的不同情况对待，以确保死刑的慎重适用。其中，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要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与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进行区分，将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与手段、情节一般的进行区分，将预谋犯罪与激情犯罪进行区分，等等。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故意伤害案件，适用死刑时应当更加严格把握，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的程度就必须判处被告人死刑，而是要根据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严重残疾”的程度等情况，慎重决定。对于以特别残忍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致特别严重残疾的被告人，可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本案是一起采用灌食、泼洒硫酸方式实施的恶性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从起因来看，本案属于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与针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伤害犯罪有所不同，且被告人作案后投案自首，但是，本案从犯罪性质到犯罪情节、犯罪后果，都需要体现从严惩处∶其一，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刘某利用被害人刘甲、刘乙对长辈的信任，将二被害人骗至村外，当着自己孙子（时年5岁）的面，强行向刘甲灌食硫酸，遭到反抗后又朝刘甲身上泼洒，致刘甲面目全非。其孙子吓得大哭后，刘某仍不罢手，又朝刘乙强行灌食和泼洒硫酸，致刘乙体表和上消化道极重度烧伤死亡。刘甲消化道烧伤，双眼睑外翻、双眼球烧毁，鼻部大部分缺失变平畸形，口唇严重外翻，张口度仅能容二指，颏颈前部瘢痕严重连痂挛缩，左耳廓完全缺失，构成一级重伤、一级伤残。其二，被害方对引发案件没有过错。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某某既未唆使其叔叔刘元生殴打刘某，也未参与刘元生和刘某的打斗，对刘某的损伤无法定赔偿义务。虽然刘某某未主动阻止刘元生与刘某的打斗，但事发后已因此向刘某道歉，并被刘某的亲戚殴打，在情理上也不亏欠刘某。在此情况下，刘某仍起意报复刘某某，明知硫酸具有强腐蚀性，能严重毁容或致人死亡，预谋向刘某某的两个年幼的孩子灌食、泼洒硫酸，可谓犯罪动机十分卑劣。其三，刘某虽投案自首，但认罪态度一般，无明显悔罪表现。刘某作案后向亲属表示感觉出了气，为家族争了光，归案后也仅承认向二被害人泼洒硫酸，二被害人的损伤是其所致，始终否认向二人强行灌食硫酸的犯罪情节，供述避重就轻，开庭时明确表示无法赔偿。经法院工作，刘某的亲属仍拒绝代为赔偿，被害方对刘某也不予谅解。此外，本案性质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在当地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综合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以特别残忍手段造成被害人死亡和特别严重残疾的案件，刘某属罪行极其严重，故依法核准刘某死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案被告人刘某被核准死刑，但对故意伤害犯罪适用死刑整体上应十分慎重。泼硫酸通常被认为属于特别残忍的犯罪手段，但如在后果不属于极其严重，而只是致一人重伤，残疾等级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则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外，对于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情节和后果一般的伤害案件，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对引发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伤害案件，被告人犯罪后对被害人积极施救或者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谅解的伤害案件，一般不适用死刑。对于伤害案件，即使犯罪后果严重，只要犯罪手段不是特别残忍、情节不是特别恶劣的，也应本着化解社会矛盾、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目的，尽量开展附带民事调解等矛盾化解工作，以确保死刑的慎重适用。所涉案情被告人刘传林，男，1954年1月22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5年8月26日被逮捕。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传林犯故意伤害罪，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刘传林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刘传林故意伤害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事情是由被害人父亲引起。刘传林的辩护人另提出刘传林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建议对其从轻处罚。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刘传林与刘元生、刘元生的侄子刘某某均系湖南省永兴县油麻乡高城村老…